81年前，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大学子！

“

今天，你在干什么？

是在安静的课室上课？

还是在书香弥漫的图书馆看书？

抑或是散步在中大树影婆娑的小径？

”

岁月缓缓流淌，

鸟语花香，书声琅琅，

将一切战火掩埋，

只留下和平宁静。

而在81年前

有一群和你我一样的中大学子

在民族危难时刻，

他们毅然弃笔从戎，

投入金戈铁马的行列，

并为此献出青春和生命。

岁月流逝，幸福安宁的生活背后

这些热血的故事和年轻的生命

必将被历史铭记，

永远不会褪色。

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，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。1938年，日军铁蹄肆虐，中华大地烽火连绵，山河涂炭。此时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由我党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建立。与八路军、新四军相比，东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：知识分子较多，大学生多，文化水平较高。这支队伍里有着200多名来自国立中山大学的指战员。

81年后的今天

让我们来细细述说他们的故事和豪情

1935年，国立中山大学学生参加了广州“一二·九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示威游行。当时就读文学院教育系的曾振生（后改名为曾生），后来成为了东江纵队司令员；当时就读于法学院政治系的杨康华，后来担任了东江纵队的政治部主任。

▲图为中山大学学生参加1935年广州“一二·九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示威游行。右一为曾生，右边扛旗者为杨康华。

1938年12月2日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秋长乡周田村成立，总队长就是曾生，另一位中大附中学生周伯明担任政治委员。这支队伍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，史称东江纵队“曾生部”。此后，“曾生部”与另一支以王作尧为队长的我党抗日武装——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（史称“王作尧部”）共同组成了东江纵队。

除了东江纵队一级的领导，还有不少在广东抗战前期就加入东纵战斗序列的中大学子，他们在东纵的领导机关和军事斗争中肩负着重任。

文学院历史系学生袁鉴文是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政治指导员，后任东纵第四支队政委；担任东纵江北指挥部指挥员的中大附中学生周伯明；担任东纵司令部秘书长、东纵香港后方办事处主任的农学院学生饶彰风；先后担任东纵护航大队、第六支队、第七支队、第三支队政委的文学院哲学系学生曾源；先后担任东莞模范壮丁队分队长、第三支队参谋长的附中学生祁瑞和；担任东江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生黄文俞，等等。

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告成立。

▲1944年的曾生司令员

1944年的4月17日，日军发动了代号为“一号作战”的豫湘桂战役。4～5月间，郑州、洛阳相继失陷。5月27日，日军集36万军队发动第四次长沙战役，6月18日长沙失守，日寇沿粤汉铁路进逼广东，抗战局势将发生剧变，中大紧急疏散，迁往粤东兴梅地区。面对广东全面沦陷的威胁，国难当头，大批爱国热血青年投笔从戎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，中大近200名学生通过沦陷区或封锁线分批到达惠宝抗日根据地，参加了东江纵队。

1944年夏，夏洪带队第一批17名文、法学院和附中学生从始兴出发，开始向东江游击区进发。先取道江西三南，再折返和平、河源，辗转两省山区千里，跨过九连山在崎岖山路上徒步走了一个月，到达欧阳波的家乡河源县船塘乡老围赤岭村时，他们已是又累又饿衣衫褴褛。

他们是：夏洪（黄杰文）、刘滨（刘蓝天）、郑志远（郑重）、沈如琼（沈群华）、余小敏（余志敏）、刘时熙（王康）、陈海仪（陈嘉）、朱绍昆（朱田光）、黄宗尧（黄平）、张显扬、汪应昌（柏森）、沈辉（林岗）、谢绍武（谢联）、余启勋（余少石）、陈守均、陈祖燊（陈霖）、周建华（周自强）。

这一批中大青年学生，大都被分配到以“铁流”“拖拉机”为代号的政工队工作。文学院的夏洪被委任为“拖拉机队”队长。夏洪在中大时就是文学院的地下党员，他有着一副好嗓子，是学生中有名的男高音。在中大迁到坪石时，他是中大合唱团的指挥，演唱诸如《在太行山上》《游击队歌》《朱大嫂送鸡蛋》《保卫根据地》等进步歌曲，藉此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，激发同学们的革命热情。

加入“拖拉机队”的还有余小敏、陈海仪、沈如琼（沈群华）等人。文学院的余小敏不仅是“拖拉机”政工队的队员，还主动兼任了队里的卫生员；原就读于文学院中文系的陈海仪，父亲陈大年是广东的名律师、名记者、著名文物鉴藏家和社会活动家；原就读于法学院经济系沈如琼也是出生于广州的书香世家，原来性情文静的姑娘，进入东纵后都成了活跃的文艺战士，以艺术为武器进行战斗。

▲陈海仪，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，参加东江纵队后被调至与盟军进行情报合作的联络处工作。解放后曾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。

为贯彻实施我党与国民党签订的《双十协定》，东江纵队奉命集中在现深圳葵涌的沙鱼涌待船北撤，在即将离别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的故乡时，夏洪怀着满腔的激情和感伤，写下了《北撤进行曲》：“为了广东的和平呀，我们要离别战斗的故乡。我们要走上新的路程，飘洋过海到遥远的北方。……”这首充满着战斗热忱和思乡感情的战歌，很快便在部队中流传开来，激励着东纵战士为和平、为未来而跨洋过海，奔向新的战场。

1946年6月29日，按照中共与国民党的《双十协定》，东江纵队撤离广东，由美军派出3艘军舰载至山东烟台。

▲这是3位参加北撤的东江纵队领导登舰前的留影。（左起：曾生司令员、王作尧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、杨康华政治部主任）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美军把中国作为最终击败日本的主要基地。根据美方的要求，中共在敌后各战略基地的司令部增设一个“联络处”的情报机关，为到达我根据地的美军派遣人员提供情报业务上的帮助。东纵的联络处则是其中之一。

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外语系学生王康，参加东江纵队后被调至联络处工作，担任情报小组长，他头脑灵活，知识面广，还具备一定的地理和工程知识，帮助拍摄了大量的照片、绘制了地图，为情报机关做了大量贡献，他们侦查到的情报，影响了二战结束的方式，获得美军的高度重视和赞许。

▲王康，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外语系学生，加东江纵队后被调至联络处工作，担任情报小组长。解放后曾在浙江省军区工作。

东纵联络处还有一位活跃的大学生——在1946年牺牲的年轻学子郑重。郑重1944年入伍后先被分配到港九一带搞情报工作，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情报组长。多年后，作为联络处处长的袁庚还记得他“是调来4位大学生中最活跃的一位，年富力强，聪明肯干，有朝气”。袁庚对他评价很高，说他搞情报工作是“说一便知二三四”，是一位“智勇双全的情报组长”。他“当时侦察绘制了启德机场机库、兵力火力配置图；鲤鱼门炮台位置、兵力火力配置；九龙青山一座经过伪装的军火仓库；日军两艘驻港军舰和一艘补给舰的停泊位置、活动规律，以及九龙军用修船船坞。”这些情报在对日作战中极为重要，使美军后期袭击香港九龙日军军事设施的命中率很高。

像郑重这样牺牲在抗战胜利后的还有当初活跃在政工队的3位中大学子，他们是洪佩兰、余小敏、夏洪的爱人沈如琼。

“

81年前，国立中山大学有这么一群热血青年，在民族危难的当头，离开了校园，投入到金戈铁马的行列中，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。

今天的中大校园，一派和平宁静景象。在和平年代的中大学子，更要思考如何践行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的校训精神，如何践行“德才兼备、领袖气质、家国情怀”人才培养目标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！

”

 推荐阅读 

--- 中大学工 ---

资料来源：中山大学校报、光明网

组稿：许嘉茵

编稿：刘佳燕

核稿：周昀

欢迎投稿

[e-mail]